远古时期，颛顼帝任命南正"重"执掌天文历法，北正"黎"执掌地理民政。

到唐尧、虞舜时代，继续让重、黎的后代继承这些职责，直到夏朝、商朝，因此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。

到了周朝，程伯休甫是他们的后裔。周宣王时，这一家族失去世袭官职，改称司马氏。

司马氏世代担任周朝史官。周惠王、周襄王时期，司马家族离开周朝迁居晋国。后来晋国中军统帅随会逃奔秦国，司马家族也迁居到少梁（今陕西韩城）。

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迁居晋国后，族人分散各地：有的在卫国，有的在赵国，有的在秦国。

在卫国的一支，后人曾担任中山国丞相；在赵国的一支，以传授剑术理论闻名，战国剑客蒯聩就是其后代；在秦国的一支名叫司马错，曾与张仪在朝堂辩论伐蜀策略，最终秦惠王采纳其建议，派他率军攻取蜀地并镇守当地。

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，曾追随名将白起作战。当时少梁已改名为夏阳。司马靳与白起在长平之战后坑杀赵军降卒，回师途中在杜邮（今陕西咸阳）被秦王赐死，葬于华池（今陕西韩城）。

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，在秦始皇时期担任秦国铁官。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是武信君（项羽分封诸侯时的称号）部将，率军攻取朝歌。

后来诸侯分封时，司马卬被封为殷王。

汉高祖刘邦征讨项羽时，司马卬归顺汉朝，其封地被改为河内郡。

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担任汉朝长安市场管理官员，司马无泽之子司马喜获封五大夫爵位，祖孙三代都葬于高门（今陕西韩城）。

司马喜之子司马谈，就是著名的太史公（司马迁之父）。

太史公司马谈曾向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，向易学大师杨何学习《周易》，向黄子（黄生）研习道家理论。他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（公元前140-前105年）担任史官，痛心当时学者固守师说而不明真义，于是撰写了剖析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六大学派核心思想的《论六家要旨》，文中指出：

《周易·系辞传》说："天下学问虽殊途同归，人们思考的角度各有不同，但最终都会通向同一个真理。"阴阳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、道家这六大流派，本质上都是为治理天下而提出的学说，只是各家阐述的路径不同，有的切中要害，有的则失之偏颇。让我试着分析各家的特点：

阴阳家推崇祥瑞灾异之说，制定了大量禁忌条例，使人行事拘谨多有畏惧；但他们总结的四季运行规律和自然时序，是值得遵循的。

儒家学说广博却难抓要领，虽勤勉研习却收效甚微，因此其主张难以完全践行；但他们确立的君臣父子礼仪制度，规范夫妇长幼伦常的准则，是永恒不变的社会根基。

墨家提倡节俭却难以普遍实行，其主张无法全面推行；但他们强调发展生产、节制用度的理念，仍是治国的根本原则。

法家严刑峻法而缺乏仁爱；但他们明确君臣尊卑的等级秩序，是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。

名家教人苛察名分却容易背离真实；但他们强调名实相符的逻辑思辨，是值得注意的思维方式。

道家则能使人精神专一，行动暗合自然法则，以包容的态度滋养万物。其学说博采众长：遵循阴阳家的时序规律，吸收儒墨两家的精华，提炼名法两派的要领。它主张顺应时代变迁，根据事物变化调整治国方略，既能建立社会规范，又能灵活应对现实问题。道家学说简明易行，看似举措不多却能取得显著成效。

相比之下，儒家却主张君主应当成为天下表率，要求君主率先垂范而臣子被动响应。这样君主操劳而臣下清闲，实非治国良方。按照大道（道家）的要义，应当去除刚强贪欲、摒弃智巧机心，放下繁琐礼法而顺应自然规律。人的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，身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。身心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，却想要与天地同寿，这实在是闻所未闻的事。